流落南京时的严凤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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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凤英是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，黄梅戏这个地方小戏走向全国成为家喻户晓的剧种，是与严凤英精湛的表演艺术分不开的。
　　南京，是她艺术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起点。为此我特地采访了严凤英的前夫甘律之先生。他沏了一杯茶，娓娓而深沉地向我叙述了严凤英流落南京时的情景——
　　大约在1948年底、1949年初，凤英辗转流落到了南京。当时的南京正处于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之际，失业人员激增，社会动荡不安。人生地疏的严凤英只身流落南京，迫于生计，经人介绍在上乘庵米高梅舞厅（位于今四环路市政协大楼处）当了舞女。米高梅舞厅当时是南京第一流舞厅，出入都是一些显贵富商，为了避免被安徽的仇人认出，凤英不得不隐姓埋名，化名严岱峰在正洪街租了一间平房住了下来。凤英在米高梅舞厅时间不长，就被舞厅老板发现她不但舞跳得好，而且嗓音圆润，乐感很强，即聘请她伴舞之余兼职演唱。这样，凤英在米高梅舞厅既伴舞又演唱，逐渐成为米高梅舞厅一个比较走红的歌舞女。但是，她从心底厌恶这醉生梦死、强颜卖笑的舞女生涯，渴望能够重新回到戏剧舞台，去精心塑造自己喜爱的艺术形象。在那种社会里，对她一个弱女子来说，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艰难啊！随着名声传播，一些庸俗的社交活动常常不请自来。凤英实在是被以前的坎坷遭遇搞怕了，要躲避无聊的纠缠，唯一的办法是赶快选择一个正派厚道的男子作丈夫。由于环境的局限，凤英看中了一位文质彬彬的木行商人，数月后，凤英感到双方差距太大，一个热衷于经营逐利，一个要执着地追求艺术，特别是当凤英发现木行商人原来是有妻室家小的，很快就与木行商人分了手。凤英重新回到正洪街那间平房，迫于生计再次被米高梅舞厅聘为伴舞。
　　凤英第二次回到米高梅舞厅时，南京已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1950年初，我与兄长甘南轩及几位名票友在市军管会文艺处的领导下，在太平南路安乐酒家（现江苏酒家）内创办“友艺集”京剧茶座，以切磋京剧表演艺术，交流技艺，联络感情，繁荣京剧创作。凤英常常与同伴前往安乐酒家观看票友演出，偶尔也上台唱上一段，多为《甘露寺》、《淮河营》等马派唱段，虽水平不高，却引起观众注意。
　　同年4月，“友艺集”在中华剧场作首场公演，大轴戏为汪剑耘、甘南轩、甘律之、李松年、刘人杰的《龙凤呈祥》。散场后，经人介绍我与凤英相识了。甘家是南京名门望族，江南著名的藏书楼“津逮楼”即甘氏先人所筑。我父亲甘贡三是南京著名的京昆票友，诗词书画、戏曲音律无一不精。所交者都为学者名流，如吴梅、梅兰芳、溥侗、王熙春、童芷苓、言慧珠等。当时我正新丧不久，心情较忧郁，介绍人私下向凤英详述了我的为人、家庭及爱人去世的情况，劝她好好与我相处。从此凤英常常单独到“友艺集”参加基本功训练班，跟武生名票友章耀泉学打把子、跑圆场，起霸，又跟汪剑耘、管公衡学梅派唱段。由于家庭的熏陶，我亦酷爱京昆艺术，京昆功底自然比凤英高出一筹。在“友艺集”这个艺术天地里，凤英经常向我求教，我总是尽我所知指点她。凤英聪慧过人，天赋极高，接收能力很强，只要略一点拨，便能心领神会，是难得的艺术人才。对艺术的共同追求，使我们的心靠得更近了。我父亲见凤英人品不错，就让她与我在甘府大院结侣。凤英从此结束了多年坎坷的流浪生涯。
　　当时甘府上下百余口人，人人酷爱戏曲艺术，凤英到此真是如鱼得水。她原先所学的黄梅戏大都是由师傅口传身教的，而那时的黄梅戏在艺术上还是相当幼稚的，特别是有些身段、唱词，许多是靠演员在舞台上即兴创作，没有一定规范。京昆戏曲优美高亢又变化无穷的唱腔、雍容典雅的唱词、根据剧情精心设计的身段等，使凤英大开眼界。她领略到京昆戏曲博大精深和无穷奥妙，凤英陶醉了。她拼命地学习，常常废寝忘食，孜孜不倦。当时，我父亲正为子媳说昆曲《游园惊梦》，谁也没觉察旁边多了个有心人。一次我父亲无意中听凤英也在哼昆曲，就吹起笛子让她试唱。不想短短两三个月的耳濡目染，一出《游园惊梦》，从唱腔到身段竟给她“偷”到八、九成，乐得甘老先生捋着长髯哈哈大笑，连呼：“好！好！”从此，凤英参加了甘家弟子学习京昆戏曲的行列。不到一年，她先后学会了《大登殿》、《御碑亭》、《梅龙镇》、《游园惊梦》、《春香闹学》、《琴挑》等京昆名剧。凤英在南京这段时间对京昆艺术的刻苦学习，为她后来表演黄梅戏奠下了厚实的基础。
　　一次，“友艺集”筹备一场全体反串的堂会戏《黄鹤楼》。严凤英扮演张飞，随着紧促的锣鼓点，凤英扮演的张飞快步出场，一声带炸音的“哇呀呀”赢得全场观众热烈的喝彩。接着那铿锵有力、节奏鲜明的快板唱腔和干净利落的“扑蝴蝶”，把个憨厚爽直、是非分明又鲁莽、急燥的张飞性格演得淋漓尽致，博得全场阵阵掌声。
　　1950年夏，凤英与我合演《梅龙镇》。她扮演的李凤姐天真活泼，毫无轻佻之态，获得观众一致好评。后来，凤英曾将这出戏改名《李凤姐》移植到黄梅戏舞台，唱词、身段均按京剧路子，舞台效果极佳，还给我寄来剧照。
　　凤英在成家这段时间，常穿一件黑丝绒旗袍，领口带上红白相间的别花，显得落落大方。她勤快能干，操持家务井井有条，又极好客，对有困难的亲友总是倾囊相助，而自己生活俭朴。我父亲对她关心备至，亲切地唤她“岱峰”，每次排戏必亲临指点。
　　1951年，安庆剧场的同志辗转托人找到我，想请凤英重返安庆。不久，我为凤英购置了部分“行头”，送她回安庆。1951年底，凤英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安庆，不久就蜚声剧坛。
　　1953年，安徽成立黄梅戏剧团，凤英随剧团来宁演出《打猪草》。为了感谢我在艺术上的培养和经济上的帮助，凤英买了许多礼品来看我。以后又请剧场安排一场《梁祝》，让我了解她在艺术上的进步。尤其令我感动的是，1954年，凤英顶着各方压力和干扰，毅然来宁与我正式结婚。那天大三元酒家热闹非凡，甘家亲友及南京票友均前往祝贺。郑山尊同志在酒宴上半开玩笑地对凤英说，你是我们南京人的媳妇，欢迎回到南京来。当时，凤英已在排演《天仙配》准备参加华东地区戏曲会演。她将《天仙配》的身段演给我看，请我为她出谋划策。我发现她手中的云帚很不顺溜，弄不好可能缠在“头面”（旦角头上的装饰）上，特请胞妹纹轩教她一出昆曲《思凡》，让她将《思凡》中妙空的云帚功移用于七仙女。后来，《天仙配》在华东地区戏曲会演大会上获奖，凤英也获得了演员一等奖。
　　婚后，我与凤英同去合肥，夫妻感情一直很好。后因历史原因夫妻离异。尽管如此，离婚后凤英还多次在朋友面前称赞我为人忠厚，对她体贴关心，在艺术上对她帮助极大。而我在内心也时时关注她，希望她在艺术上更进一步，更希望她生活得美满幸福。谁知“文革”中传来她自杀身亡的噩耗，消息传来时，我与友人潸然泪下，至今忆及，意犹怆然。